1928年3月9日，* 巴县县委成立大会正在兴隆巷8号的灰色小楼里举行。下午两点，前来主持会议的傅烈刚走进房内，喝了口水，正准备说话，突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，有人在外面大声地喊道：“收捐！收捐！”屋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……
这就是史上著名的“兴隆巷事件”，* 四川省委* 傅烈在此次事件中被捕，24天后英勇牺牲。
傅烈，1899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上顿渡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，从小聪明好学，成绩优良，1917年怀着“科学救国”的热情，考入九江南伟烈教会大学学* 英语，其间听到十月* 胜利的消息，受到极大鼓舞。1920年5月赴法国勤工俭学，不久参加由李* 、李富春发起组织的“工学世界社”，成为第一批社员。1921年，傅烈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结识了* 、* 等一批* 者，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* 。后被派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* ，毕业后回国参加了北伐战争并担任* 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。
1927年5月，傅烈调到* * 工作。这时，重庆的“三三一”* 已经发生，杨闇公、冉钧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、* 员和* 群众惨遭杀害，党组织受到严重* ，一些公开了身份的同志纷纷到武汉等地避难，留下的同志，也因交通阻塞，听不到党的声音，思想彷徨、悲观、动摇，有的甚至叛变投敌，* 斗争陷入了“群龙无首”的低潮。* 中央在“八七会议”后，决定派得力干部到四川重建党组织，开展武装斗争。于是年仅28岁的傅烈被派入川，担负起了重建四川党组织的重任。
傅烈入川后，化名贺泽、喻伯凯，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形势下，将已被打散的* 员重新组织起来，开创了新的工作局面。1927年8月，傅烈等人在神仙口街的一个院子里，建立了* 四川临时省委。10月，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紧急会议，傅烈对过去党内思想和组织上出现的散漫现象提出严厉批评，并作出严明的纪律规定，以“特别通信第一号”的形式通告四川各地党组织和全党同志，有效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* 意识和纪律意识，为巩固和发展全川党组织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在傅烈的领导下，四川党组织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，截至1927年12月底，党员发展到600多人，成立了2个市委、8个县委和10个特支。1928年2月，临时省委扩大会议选出了第一届正式的* 四川省委，傅烈任省委* 兼军委* ，会上还讨论并通过了由傅烈起草的《四川* 行动大纲》，准备在1928年春荒时节发动* 。在省委的领导下，南溪、宜宾、涪陵、潼南、万县、绵竹、武隆、丰都等地先后爆发武装* 。四川* 形势为之一新。
正当四川* 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，危机却悄悄降临。1928年3月9日，* 巴县县委召开成立大会，省委* 傅烈和省委组织局主任、巴县县委代理* 周贡植到会指导。开会地点在兴隆巷8号，位于重庆城内东边著名的罗汉寺附近，当时是* 二十三军军需处长蔡某的私宅。蔡某常年在外，只有一个几岁的儿子和保姆常住。蔡某的内弟黄中元是* 党员，党组织便通过他租用了一间楼房作为秘密机关（代号为“话语楼”）。
但谁也没想到，成立大会还没正式开始，就遇到了意外，出现了故事开头的场景。当天3个巡警上门来收“公巡捐”（即* 巡逻的费用，属当年军阀苛捐杂税中的一种），在楼下没见到人，便上楼来催缴钱款。巡警一看到屋里坐了这么多人，以为是聚众* ，于是马上堵住门喊“抓赌”，并吹口笛呼唤其他* 。
这时，开会的人中有人想起身反抗冲出去，但傅烈示意大家不要鲁莽行事，他以为只要不搜出* 的证据就好说了。但他却不知道，当时党组织的文件交给黄中元保管，而黄中元看外面形势紧张，偏偏又在几天前把文件都转移到这间屋里来了！
这一下，党组织的名册、文件、* 、刊物、资料等被当场搜出来，* 才知道是抓到了“* ”* ，在场9人全部被捕。省委秘书长牛大鸣因事迟到，赶来时正碰上* 在搜查，他个子小，像未成年人，连忙谎称同小伙伴捉迷藏，* 便将其赶走。随即* 在全城* ，继续搜捕，又根据缴获的名册抓到1名* 人。
傅烈被捕后首先考虑的是党组织和其他同志的安全。3月10日凌晨，趁着看守* 熟睡的时候，傅烈轻声对被捕的同志说：“要统一口径，称作商人，要坚强，用生命保护党组织和同志。”下午他们被移送卫戍部，当晚由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亲自审讯。敌人起初用上等茶饭和香烟款待，以金钱和官位引诱，企图软化和收买傅烈，都遭到了怒斥和拒绝。敌人恼羞成怒，凶狠地对他施尽酷刑，但都未能压垮他的铮铮铁骨。王陵基问：“你不怕死？”傅烈大义凛然地回答：“* 不怕死，怕死不* ！”“同党有多少？”“全四川人都是！”王陵基气急败坏地拍着桌子叫嚷：“给我用刑，用重刑！”
敌人将煤油灌进傅烈的嘴里，再用铁丝穿过两个大拇指头把他吊起来打，拇指关节扯脱了，又上夹板继续吊打。傅烈被折磨得昏死过去，敌人又用冷水把他冲醒。当敌人逼问他口供时，傅烈斩钉截铁地说：“砍断我的头颅，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！”其他多数同志也受到了残酷折磨，但大家始终保持* 人的高尚气节，无一人屈服。
在关押期间，傅烈等人被视作洪水猛兽，不仅被戴上了脚镣，还被戴上了手肘与颈项连锁的镣铐，睡觉时还要用一根上了锁的杠子压在大家身上，要翻身时由看守打* 一起翻。他们视死如归，作好了牺牲的准备，经常在狱中唱《国际歌》等* 歌曲。据当时刘湘军部的一些参谋、秘书人员说：“一个江西口音的（即傅烈）最顽强。”
在狱中，虽然倍受折磨，但傅烈心中最惦记的还是党组织和同志。他曾两次通过探监的地下党员送信给党组织，告诉需要转移的材料和事后的安排。同时，他也写了两封家信。一封给父亲的信说：“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于意外，父亲不必过于悲伤……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，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。我不悲伤，若干年后，你一定会理解（我）的。”另一封给妻子陈才用的信写道：“你是知道我怎样死的和为什么而死的！你要为我* ，要继承我的遗志，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。”并在信中赋诗：“拼将七尺男儿血，争得神州遍地红。”
1928年4月3日，年仅29岁的傅烈在重庆朝天门英勇就义。临刑前，他神色不变，沿途高呼“* * ”“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”等口号，英勇就义。
